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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繼東丨毛主席: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

作者:朱繼東 發布時間:2020-03-01 09:41:39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思想火炬:【毛主席:衛生工作一定要受黨的領導】

  1953年12月,指示:“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衛生工作一定要受黨的領導,絕不能離開黨的領導搞獨立王國。”

  1954年4月,又指出:“衛生工作是一件關系著全國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

  #毛澤東思想#【#重讀《毛選》#毛主席: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

  毛澤東主席強調,不能以賺不賺錢來看藥品醫療。他一直認為醫藥是為人民服務的,藥品是保護勞動力的,不能以藥品能否賺錢來衡量醫院的作用。

  1965年7月19日,毛主席和醫務人員談話時指出:“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或工業生產,你看這是賺還是賠?”“有些醫院,醫生就是賺錢,病人病不大或沒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無非是賺錢。甚至用假藥騙人。有兩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說檢查了,有脊柱病。我說不要信,這是他們騙。要他們去休養,兩三個星期回來了還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賺錢的醫院、賺錢的醫生、假藥,花了錢治不了病,我看還不如拜菩薩,花幾個銅板,買點香灰吃,還不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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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雪松:毛澤東與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時期,毛澤東在醫療衛生工作方面有許多獨創性的偉大實踐。其中,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防治血吸蟲病等傳染病,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及赤腳醫生隊伍等,都是毛澤東親自推動的。

毛澤東明確指出黨必須領導衛生工作

  毛澤東極為重視黨對衛生工作的領導。1929年,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指出:“軍政機關對于衛生問題,再不能像從前一樣不注意,以后各種會議,應該充分討論衛生問題。”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時指出:“各地政府與黨組織,均應將報紙、學校、藝術、衛生四項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1951年9月9日,他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認為各級黨委對于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在經費方面,除中央預算所列者外,應盡其可能在地方上籌出經費。必須教育干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說,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絕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這個指示深刻地闡述了衛生工作的重要性,給衛生工作做了明確的定位,為此后黨和政府領導衛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1953年4月3日,毛澤東對《關于軍委衛生部情況報告》做出批示,嚴厲批評了軍委衛生部是“無領導,無政治,也不認真管業務的部門——專門吃飯、做官、當老爺的官僚衙門”。1953年12月上旬,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等匯報工作時指示:“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衛生工作一定要受黨的領導,絕不能離開黨的領導搞獨立王國。”1954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關于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衛生工作的政治領導的指示》中指出:“衛生工作是一件關系著全國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嚴肅批評了大多數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對衛生工作的忽視,要求對衛生工作“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立即將中央2月2日批示的文件發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區黨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復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

  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多次對衛生工作做出指示,強調黨要加強對衛生工作的領導。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親自起草了對衛生工作的指示,倡導和發動愛國衛生運動,推動農村合作醫療發展,把改善人民健康狀況作為移風易俗、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像毛澤東這樣把衛生工作當作黨的事業,提高到“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的高度,提高到愛國的高度,是前無古人的。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各級黨委和政府共同努力,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出現了飛躍發展。

毛澤東創建了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醫療體系

  早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時期,毛澤東就確立了根據地的衛生工作要為軍民健康服務,增強部隊的戰斗力,保證革命戰爭勝利的指導思想。

  1929年,毛澤東提出“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衛生工作宗旨,提出醫療衛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數人,為大多數人服務。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時指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1937年12月,毛澤東為白求恩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1945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講話中指出:“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并指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1950年,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政府努力創新并實踐了極為有效的、綜合性的“人民衛生觀”,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不僅注重疾病醫療,更重視衛生防疫,實行“預防為主”的方針,普遍開展群眾性的衛生防疫運動,注重社會保障和移風易俗,整治衛生環境,引導人民群眾同封建迷信和不衛生習慣作斗爭,把發展人民群眾衛生事業視為黨和政府的責任。在合作醫療體系建立之前,農民看病必須自己掏錢支付醫療費用。隨著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個體支付方法同集體經濟之間越來越不協調。至20世紀50年代中期農業合作化發展高潮時期,很多合作社開始實驗性地為解決農民醫療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籌措資金及支付體系。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多次強調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農村,解決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

  1968年9月,毛澤東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號召廣大城市醫務工作者向赤腳醫生學習。最高峰時全國約有500萬赤腳醫生和農村衛生員,分布在廣大農村,赤腳醫生成為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主力軍,大大改善了城鄉醫療服務不公平的狀況。赤腳醫生是廣大農民名副其實的健康“守護神”,也是農村合作醫療體系中推薦病人的“看門人”,即決定病人是否需要轉送縣醫院進一步治療。這一政策實行的結果,使得新中國可以從容面對農村專業醫療人員嚴重短缺形成的挑戰。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在毛澤東的號召下,新中國充分發揮人民的創造力,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培訓出大量的赤腳醫生。

  為了讓合作醫療制度更好地服務廣大農民,解決農民的看病就醫吃藥問題,毛澤東推動全國農村實現了“合作醫療遍地開花”。1968年11月,毛澤東批轉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并稱贊“合作醫療好”。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報道,介紹了樂園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實行合作醫療的辦法是這樣的:根據社員歷年來的醫療情況、用藥水平,確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每個生產隊按照參加人數,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錢。除個別痼疾需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社員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錢的掛號費,吃藥就不要錢了。公社衛生所十二名醫務人員,除兩人暫時拿固定工資以外,其余十人都和大隊主要干部一樣記工分。為了照顧醫生流動性大、花費比較多的特點,每月按情況不同補助三元到五元。”隨后《人民日報》用一年時間,連續組織了23期專稿,開展大討論。在此推動下,從1969年起全國出現了大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到1976年農村合作醫療生產大隊覆蓋率超過90%。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報道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各級政府在全國城鄉組織開展了諸多醫療衛生實踐活動,如宣傳醫療和疾病防治常識,培訓鄉村接生員、保育員、保健員、赤腳醫生等醫務工作人員,在鄉村建立保健站、產院、保育院等基層衛生組織系統,開展合作醫療等,還通過各種傳播媒介樹立許多模范標兵和農村衛生模范村在全國廣為宣傳。毛澤東推動建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赤腳醫生隊伍,創造了世界矚目的中國式初級衛生保健模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醫療體系。

毛澤東領導建立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衛生體系

  毛澤東的公共衛生思想發軔于革命戰爭時期。當時,因根據地衛生基礎條件差,又加上敵人“圍剿”,以致缺醫少藥,疫病流行,生存和發展都十分困難,毛澤東產生了開展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的思想。1932年在閩贛蘇區,面對當時嚴重疫情,毛澤東對時任紅軍軍醫處處長的賀誠說:“紅軍的衛生工作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對保持紅軍的戰斗力,發展革命斗爭的勝利極其重要。……現在許多人生瘡害病,苦于沒有辦法來防治。衛生工作人員要向全體紅軍干部戰士宣傳衛生防病知識。發動群眾改變生活環境,減少疾病滋生和傳播。”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指出:“群眾沒有旁的方法戰勝疾病、死亡的威脅,只有相信神仙。……現在應該把醫藥衛生的知識和工作大大推廣一下,想辦法在每一個分區訓練一些醫藥人才。……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學的發展和普及。科學不發展、不普及,敬神在他們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幾個阿洛夫這樣的人物,當然就沒有人再敬送子觀音了。有了科學知識,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沒有這一著,他還是要迷信的。”1944年11月1日,毛澤東又在邊區文教大會上說:“邊區文教會議的任務,無論教育、藝術、衛生、報紙哪一項,就都是告訴邊區一百五十萬人民自己起來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等舊習慣做斗爭。”

1944年,毛澤東和陳毅、聶榮臻、李富春、王震在延安(圖片來源:央視網)

  毛澤東強調全民參與,主張預防為主。新中國成立后,他提出了醫療衛生事業要“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指導方針,這也確定了新中國成立后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發展方向。他為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他號召全國人民開展“以移風易俗、改造世界的偉大氣概大搞衛生運動”,重點在于預防疾病,包括預防免疫注射,整治環境衛生,消滅傳播疾病的昆蟲等,大力開展“除四害”運動。毛澤東還針對學生的健康問題做出批示,對高級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評,提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主張對于沒有嚴重疾病的人,提倡經常到戶外活動,鍛煉身體,增進健康,預防疾病。

  毛澤東指示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當時,在中央、各省市自治區、縣區、公社以及小隊層次,都設有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負責運動的開展,農村小隊的委員會通常由赤腳醫生來負責。在運動期間,各種資訊傳播手段(如報紙、收音機、小冊子、壁報、漫畫、戲劇、街道宣傳、展覽等)都用來鼓動人們參與到簡單的公共衛生行動中,如清掃街道、滅殺釘螺等。在政權治理層面,面對100多年來外侵內亂造成的鴉片等毒品為患和偽劣藥品大量充斥市場的局面,頒布《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并授權衛生行政部門負責藥品監督管理工作,不到三年時間,便解決了舊中國長期解決不了并令世界各國政府難以解決的嚴重社會問題,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世界輿論的普遍贊揚。

  毛澤東強調采用適宜的醫療技術。在“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中,毛澤東指出,醫學工作“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嚴肅批評了當時醫療衛生界存在的忽視普通群眾的需求而專注于那些在學術上有價值的、但是面向少數人群的高精尖技術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不僅會導致人群之間的不公平,而且會不斷推高醫療費用。毛澤東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通過合適的機制設計走適宜技術和適宜藥品的發展道路。

  毛澤東倡導的是一種不同于西方醫學“以治療為本”的思路,即通過全民預防、群防群控、大規模的健康教育、愛國衛生運動,把群眾運動和醫療衛生服務結合起來。這種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會組織的手段,來替代專業性的高成本、高技術投入,實踐證明是有效的。基于這種思想,大量赤腳醫生遍布城鄉,他們不僅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更是農村社會的組織者,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衛生運動、心理疏導。這種機制既彌補了專業力量的不足,也創造了改善健康狀況的新模式。毛澤東讓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做法,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國在防治血吸蟲病上取得的成就。毛澤東推動各地通過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方式,建立了有效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衛生體系。

毛澤東挽救了中醫和中藥

  毛澤東在學生時期就提出:“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對中西醫學方面的最早論述。在革命戰爭時期,環境惡劣,面對根據地極為困難的醫療問題,提出“中西醫兩法治療”。抗日戰爭時期,在各抗日根據地的醫藥衛生合作社中,“中西醫結合”是合作醫療所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全面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提出“中西醫結合”的基本原則開展中西醫互學運動。與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汪偽政府曾經抵制、否定甚至極力取消傳統中醫藥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政府對中華民族長期流傳下來的傳統中醫藥采取了務實的肯定態度,堅決反對以西醫理論作為衡量中醫理論科學與否的標準,提出了繼承發揚祖國醫藥遺產、實行中西醫結合的方針,并提出建立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宏偉目標,制定各種政策措施積極支持傳統中醫藥的應用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并將“團結中西醫”列為新中國衛生工作方針之一。在他看來,中醫西醫皆有道,是不可偏廢的。他認為:“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歷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全國人民疾病的診療依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國從有史以來的衛生保健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具體說就是,“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人民所以能夠繁衍,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必須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首先應歸功于中醫”。

  1954年6月5日,毛澤東在與時任北京醫院院長的周澤昭談話時,說:“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的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西醫要向中醫學習。第一,思想作風上要轉變。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總是有精華和糟粕的嘛。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毛澤東的態度十分堅決,提出“我來干”,其實是嚴厲地批評了衛生部。

  毛澤東重視中醫藥的保護和發展。毛澤東在中醫藥材的種植、流通,中醫藥典籍的保護、整理,中醫師的培訓等方面做了很多具體的指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和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歷史,是祖國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們的罪過。……至于對中藥研究,光做化學分析是不夠的,應進而做藥理實驗和臨床實驗,特別是對中藥的配合作用更應注意。”“中醫醫書如不整理,就將絕版,應組織有學問的中醫,有計劃有重點地先將那些有用的……編出一套系統的中醫書來。”

  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寫給楊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個省、市、自治區辦一個七十到八十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們就有大約二千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澤東這種縱橫古今、橫跨中外的宏觀思維和中醫治病用藥講究整體辨證、君臣佐使,在思維特點上也是有相通之處的,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底蘊,更能理解和認同中醫隱喻的哲學內涵。

  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社會上有“壓制中醫、敵視祖國醫學遺產”,“盲目否定中醫,且提出了一套同黨的團結中醫的政策正相對抗的排擠和消滅中醫的實施辦法”的錯誤傾向和錯誤做法,中央政治局對此進行了討論。隨后,衛生部開展了全面討論、批判,正本清源,統一了思想。

  毛澤東始終強調努力發掘中國古代醫學遺產,加以繼續利用,主張中西醫結合,提出要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偉大目標,除著眼于繼承傳統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醫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符合中國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力資源豐富的國情,中醫藥在農村合作醫療、保護人民健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毫無疑問,毛澤東挽救了中醫和中藥。

毛澤東主導建立了高效的醫藥供應體系

  毛澤東對貧困農村缺醫少藥感同身受,革命戰爭時期,更是因藥品短缺受盡困擾,對藥品的重要性自然認識深刻。不管在井岡山根據地,還是在閩贛蘇區、延安,他都非常重視藥品的生產工作。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指出:“至于藥品問題,邊區應該發展這方面的工業。普通的藥盡量自己制造,必要的還可以到邊區以外去買,為了人民的福利當然可以到外邊去買。”強調自力更生,自辦藥廠、醫療材料廠,保證了藥品供應,保證了根據地的生存發展,也保證了軍民的健康,從而才有了革命的勝利。

1944年,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時,毛澤東(后排右一)接見了愛潑斯坦(前排右二)和其他外國記者(圖片來源:搜狐軍事)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張醫藥生產也要堅持“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他對中醫藥的生產和配送十分重視,在1954年提出:“對各省生產藥材應加以調查保護,鼓勵生產,便利運輸,改進推銷。……過去一些中藥因加工設備的技術不良,浪費很大,包裝和貯藏方法不好,霉爛損壞的現象很嚴重,亦應加以改進。從事這些工作的機構,今后應采取公私合營,制藥人員應按技術水平分別給予技術干部看待。”在經濟建設問題上,毛澤東始終堅持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走中國經濟的發展之路。1958年6月,他又提出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正是在這一信念的激勵和引導下,中國人民克服了資金、技術、設備等均嚴重不足的不利情況,在醫藥方面,取得了成功研制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成就。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我國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

  毛澤東強調,不能以賺不賺錢來看藥品醫療。他一直認為醫藥是為人民服務的,藥品是保護勞動力的,不能以藥品能否賺錢來衡量醫院的作用。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和醫務人員談話時指出:“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或工業生產,你看這是賺還是賠?”“有些醫院,醫生就是賺錢,病人病不大或沒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無非是賺錢。甚至用假藥騙人。有兩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說檢查了,有脊柱病。我說不要信,這是他們騙。要他們去休養,兩三個星期回來了還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賺錢的醫院、賺錢的醫生、假藥,花了錢治不了病,我看還不如拜菩薩,花幾個銅板,買點香灰吃,還不是一樣?”

  1965年8月15日,在聽取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等人的匯報談到藥品問題時,毛澤東插話指示:“藥品應當降價。”“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使用在農民身上的那部分藥費,由國家出。”在毛澤東的主張下,國家對藥品供應、醫療衛生服務實行免費、半免費和低價供應的政策,既幫助群眾解決了防治疾病的問題,又減輕了群眾經濟上的負擔,群眾真正得到了實惠。

原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圖片來源:深圳特區報)

  毛澤東重視醫藥工業產業的發展。1953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及生物制品規程,興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接管并調整醫藥院校,協調藥品生產經營和使用的管理。1955年,輕工業部、衛生部、商業部聯合召開全國醫療器械專業會議,要求各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對私營醫療器械廠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對進口藥物也開始了規范管理檢驗。先后成立了中國藥材公司、中國醫藥公司和中國醫藥工業公司,建立了新中國藥品生產、經營、科研的完整產業體系。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從中央和地方、管理單位和生產單位之間的關系出發,認為:“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利,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1964年1月7日,毛澤東和劉少奇聽取薄一波等關于1963年12月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情況的匯報,當談到試辦托拉斯問題時說:(試辦托拉斯)目前這種按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辦法,不好,要改。1965年4月17日,北京市的一份材料《全國醫藥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況》反映:醫藥托拉斯統一安排生產后,北京市藥品品種減少,供應量下降,一批常用藥嚴重脫銷,這種統法不能適應醫藥生產供需的特殊情況。4月29日,毛澤東就該材料所反映的情況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決。”隨后,北京等六大城市醫藥生產服務站成立,主要配合解決各醫療單位和市場急需的藥品,安排“零星小包裝、小規格、小批量”的“三小”藥品以及特殊配方藥品的生產任務。1974年,國家成立化工部醫藥局負責藥品的研發和生產。在這期間各省、專署和縣、公社都成立了醫藥公司、醫藥站,負責藥品的采購和配送。

  綜上所述,回顧新中國成立后這段時期,國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躍升,平均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增加到了1978年的68歲;初生嬰兒死亡率從1950年約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的消除,而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新中國在改善人民健康狀況方面取得的這些成就,同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這些成就,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指導,醫療衛生領域的許多重大舉措都是毛澤東指示、部署、推動的。他把“一切為了人民健康”作為社會主義醫療衛生事業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確了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人民性、社會性、公益性,堅持衛生工作為人民服務,使新中國的衛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原載《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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