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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期、瘟疫、經濟危機、戰爭與大國興衰

作者:陳俊杰 發布時間:2020-02-15 10:16:33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決定國家興亡的主要因素又有哪些?如何對此類因素趨利避害?2020年初橫跨三大洲的中國、美國與尼日利亞等人口大國幾乎同時有各種傳染病大規模爆發,僅靠吃野味、病毒戰等小范圍的偶然人為因素臆測則解釋力顯然不夠,威力更大的小冰期導致怕高溫的傳染病蔓延更有解釋力。

  一、多種因素疊加導致2020年小冰期的瘟疫與經濟危機

  一是處于太陽黑子超長極小期:在過去的600多年里,太陽活動較弱或沒有的時期與歷史記錄中的冷期相對應。太陽活動減弱的主要時期有:1450至1550年的史玻勒爾極小期、1640至1720年的蒙德極小期。太陽將進入不尋常且時間較長的“超級安靜模式”大約從2020年開始,太陽活動或許會消失幾年甚至幾十年。太陽活動或許將進入“冬眠”,這種情況自17世紀以來從未出現,目前處于200年氣候周期的變冷初期。二是處于全球強震頻發時期:在15世紀至17世紀的二百多年里,全球強震發生頻繁,其它自然災害也很集中,如瘟疫流行,低溫凍害嚴重,因此被稱為小冰期。這個時期也正是太陽黑子蒙德極小值時期,太陽活動處于低值狀態,小冰期氣候由此產生,其實強震也能導致全球變冷。2002年郭增建提出“深海巨震降溫說”:海洋及其周邊地區的巨震產生海嘯,使海洋深處冷水遷到海面,使水面降溫,冷水吸收較多的二氧化碳使地球降溫近20年。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氣溫上升與人類活動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關,這一時期也沒有發生巨大的海震,即赤道兩側各40°范圍內的Ms 8.5級與大于Ms 8.5級的海震。郭增建曾指出,9級與9級以上地震與北半球與我國的氣溫有很好的相關性。20世紀4場最強的特大地震在很短的時間內都發生在環太平洋地震帶的沿海地區,1952年堪察加地震,1957年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地震,1960年智利地震,1964年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海峽地震,與50至70年代低溫期相對應。三是處于全球火山活動頻繁時期:現代火山活動有顯著致冷的記錄,小冰期對應強火山活動,小氣候最適期對應弱火山活動。火山灰與二氧化硫等火山噴發物到達平流層后,較小的氣溶膠可在數月內傳播到全球并在平流層內持續漂浮1至3年,使太陽直接輻射減弱,造成大氣降溫。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火山噴發導致小冰期提前。1275年到1300年之間熱帶地區經歷過四次大規模火山噴發,大量硫酸鹽顆粒進入大氣層上空反射了太陽輻射,使地球氣溫降低;1430年到1450年也發生了一輪大規模火山噴發,與地震活動一樣,火山噴發與氣候冷暖變化導致的冰蓋消長有關。四是處于強潮汐活動時期:2000年查爾斯·季林(Keeling)提出,強潮汐把海洋深處的冷水帶到海面,使全球氣候變冷,形成的全球氣候波動周期大約是1800年。15世紀小冰期的潮汐強度是最大值,以后開始減弱,直到3100年潮汐強度又將達到最大值。潮汐調溫效應使地球的溫暖期從小冰期末期一直持續到24世紀,而后隨著潮汐的增強,地球的氣候將逐漸變冷。潮汐高低潮還有200年左右的顯著周期變化,其中1425年、1629年兩次峰值對應小冰期,1770年的峰值對應18世紀的低溫,1974年的峰值對應20世紀70年代的氣候變冷。尤其是潮汐54至56年周期(與太平洋十年濤動的50至70年周期對應),在小冰期等全球氣候災變中起到了非常顯著的助推作用。

  2004年至2012年全球已發生Ms 8.5級以上強震6次,與1998年以來變暖減緩相對應,地震導致火山活動的影響不容忽視。潮汐強度變化具有1800年周期,與小冰期對應的潮汐強度在3107年發生,小冰期不會在今后100年內發生,根據潮汐變化1800a周期,潮汐強度減弱使地球的溫暖期從小冰期末期一直持續到24世紀,而后隨著潮汐的增強,地球的氣候將逐漸變冷,未來300年是氣候變暖的高峰時期,這是全球變暖長周期的自然背景,符合全球變暖的大趨勢。潮汐變化還有約200年周期與50至70年周期,對應太陽黑子超長極小期200年周期與拉馬德雷50至70年周期。目前處于2007年以來發生的太陽黑子極小期,推測這個過程還將持續30多年。這次變冷過程被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迅速變暖打斷,2000至2030年是拉馬德雷冷位相,本周期內百年極寒有可能發生,但規模較小,變冷規模要小于道爾頓極小期,因此可稱為“次小冰期”。潮汐變化還有月亮赤緯角最大值變化18.6年周期,與氣候災變18.6年周期對應。1998年最熱年記錄與1995至1997年的月亮赤緯角最小值時期有關,此后16年氣候變暖間斷的原因之一是2005至2007年的最大值時期,2014至2016年月亮赤緯角最小值時期變暖增強,2023至2025年月亮赤緯角最大值時期變冷達到高潮。總的來看,氣候變冷對人類的威脅最大,氣候變暖的影響則極為復雜。

  第五次世界經濟長波應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頭20年是第五次世界經濟長波的上升期。世界經濟長波的上升期對應拉馬德雷的“冷位相”,世界經濟長波的下降期對應拉馬德雷的“暖位相”。1914年爆發的世界大戰使第三次世界經濟長波上升期提前結束,這一一對應的變化反映了全球氣候災變對世界經濟的重要影響,但戰爭對世界經濟長波上升期的威脅最大。基于世界經濟長波的發展規律,我們要做好迎接2020年以后世界經濟長波下降期導致經濟危機的準備,更要做好突發戰爭提前結束世界經濟長波上升期的準備。

  經濟危機循環的波動或循環根據周期長短已被公認的主要有下面四類:基欽循環(短期循環)3至4年周期(與地球自轉3至4年周期對應);朱格拉循環(中期循環,主循環)10至11年周期(與太陽黑子與潮汐11年周期對應);庫茨涅茲循環(長期循環)20至22年周期(與太陽黑子與潮汐22年周期對應);康德拉切夫循環(長期波動)50至60年周期與吉村循環55年周期(與太平洋十年濤動與潮汐50至70年周期對應)。氣候波動又是如何導致經濟危機的?

  一是農林水產品收成說:在市場需求既定的前提下,太陽、氣象循環導致某個地區農林水產品的供給周期性地減少或增加足以導致因原材料價格上漲或下跌,工業部門企業利潤也就會下降或增加,該地區的進口能力也將減弱或增強,而工業地區的出口也會減少或增加。二是人類心理說:太陽黑子數量的變化足以使電磁平衡錯亂并引起人類的生理變化,導致包括企業家在內的大眾對未來前景樂觀與悲觀的心理周期性地變動,從而左右投資、消費與估價。三是能源需求說:太陽活動的周期性冷暖變化足以引起維持人類體溫所需的卡路里的攝取量的變動,從而在根本上動搖石化燃料消費與農林水產品需求的穩定,自然也會影響初級產品整體的價格變動,進而波及世界經濟體系的全局性波動周期變化。

  近期科學研究的一系列成果揭示了冷氣候、臺風、強潮汐、禽流感世界大流行與強震相互對應的規律與物理機制,發現拉馬德雷冷位相時期全球范圍的強震、低溫、颶風伴隨拉尼那、禽流感伴隨厄爾尼諾將越來越強烈。印尼地震海嘯發出了自然界對人類的警告:拉馬德雷冷位相時期的災害鏈已啟動。

  2016年至2020年氣象災害、地質災害與經濟災害進入集中爆發時期,對京津冀地區發展有重大影響。2019年底、2020年初燕山一帶地震不斷絕不是偶然的,加之小冰期與經濟危機與其同步,氣象-地震-經濟超級災害鏈名副其實。太陽黑子具有11與22年周期,在太陽黑子循環與氣候效應之間存在著關聯。太陽黑子極小期的平均周期是11年,太陽黑子延長極小期的平均周期是200年。潮汐極大期、地震火山活動頻發期、太陽黑子超長極小期與全球低溫有很好的對應關系,6次時間的一一對應足以表明其相關性與處于同一激發機制。

  2007至2008、2011、2015、2018至2019年是可能的厄爾尼諾年,2005至2007年、2013至2014年、2016至2017年是可能的拉尼娜年。如果2007年是太陽黑子谷年m,2006至2007年預測為拉尼娜年,2008年則是m+1年,預測為厄爾尼諾年,在拉馬德雷冷位相時期的厄爾尼諾年(2000至2030年內)與太陽黑子極值年易發生低溫冷害。2000年進入拉馬德雷冷位相,2007年發生了中等強度以上的拉尼娜事件與強沙塵暴,2008年是太陽黑子谷值(比原來預測晚一年)與中國嚴重低溫冷害年,2009年發生厄爾尼諾與世界流感爆發(比原來預測晚一年)。這表明,世界流感爆發的上述6大統計特征是可重復的。

  2016至2017年將發生強拉尼娜事件與低溫凍害,2018至2019年將發生強厄爾尼諾事件,2020年是太陽黑子谷年,2018至2020年具備發生流感大流行的基本條件。自然災害周期與經濟危機周期的一致性:全球金融危機“七年之癢”顯然是基欽循環(KitchinCycle,短期循環)3至4年周期(與地球自轉3至4年周期對應)的公倍周期,兩個周期是6至8年,形成約7年的整數周期。

  拉馬德雷(亦稱太平洋十年濤動)的“冷位相”是1890至1924年、1947至1976年,“暖位相”是1925至1946年、1977至1999年。第三次世界經濟長波上升期出現在1890至1913年,第四次世界經濟長波的上升期發生在1945至1973年,第五次世界經濟長波應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頭20年是第五次世界經濟長波的上升期。對比可知,世界經濟長波的上升期對應拉馬德雷的“冷位相”,世界經濟長波的下降期對應拉馬德雷的“暖位相”。由于1914年爆發了世界大戰,第三次世界經濟長波上升期提前結束。這一一對應的變化,足以反映全球氣候災變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顯著。自1890年以來,世界經濟長波的上升期對應拉馬德雷的“冷位相”,世界經濟長波的下降期對應拉馬德雷的“暖位相”,即變冷時期對應人類社會經濟上升,變暖時期對應經濟下降。2020年第五次世界經濟長波上升期結束,與當前的經融危機風險有很好的對應關系。自然災害是經濟危機的晴雨表,后者是前者在社會生活中的應激反應。

  二、2020年萌芽的經濟危機將加速美國霸權衰落

  隨著2020年初美國一萬多人死于流感,華爾街新一輪金融海嘯初露端倪(詳情可參見《最新,華爾街商品大王:企業不會因疫情撤離,對中國經濟有信心!》,http://www.sohu.com/a/370822832_334198)。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1月31日發布的報告顯示,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月25日1900多萬人感染本次季節性流感,約18萬人住院,至少1萬人死亡,此次流感季將是10年來美國最嚴重的流感季,可能導致比2008年金融海嘯更嚴重的危機。

  早在北京時間2017年9月21日凌晨,美聯儲在宣布從10月份開啟“縮表”的同時還發布了季度經濟展望報告。與此前不同,這是其首次將經濟展望的期限延伸到2020年。報告數據透露出的細節向大家展露了一個隱藏的秘密:美聯儲傾向于認為下一場經濟危機將在2020年左右來襲。美聯儲每隔三個月會發布其對未來10個季度中經濟增速、失業及通脹水平的預估。同時,美聯儲各位官員還會對未來的利率水平予以預測,并繪制成所謂的“點陣圖”。表格數據中顯現的GDP增速下降半個百分點與失業率跳升同樣幅度的狀況明確無誤的告訴大家:美聯儲已以相當委婉地口吻“劇透”了在2020年下半年左右美國可能將陷入又一輪衰退的前景。這也同時暗示了,在政策利率升到2.75%或3.00%的峰值之后,美聯儲將在屆時重新進入降息周期。此后,美聯儲也開始未雨綢繆開始為之后的經濟“軟著陸”做準備,避免2007年至2008年的經濟危機重演。

  通常情況下就業指標相對于整體經濟而言是滯后指標,即當經濟下行壓力達到一定程度后,企業才會開始大規模裁員推升全社會失業率。因此,如果失業率開始持續走升,就說明經濟衰退即便不是已開始,也已為時不遠。所以,“長期”失業率突然跳升半個百分點的預測前景,實在不是什么好兆頭。更重要的是,從點陣圖也可看出,政策利率點陣在“長期”時限的重心,相比2020年已出現下移,也便意味著那時新一輪降息周期已重新開啟,而降息周期的開啟,則一定是伴隨著經濟熱度的顯著冷卻而來的。更加令人吃驚的狀況則是,將美聯儲的政策預測與主席耶倫的措辭結合來看,似乎美聯儲會采取無視通脹率低迷而在未來一意加息收緊政策的方式,在2020年左右人為誘導一次溫和的經濟衰退,來結束當前已過度冗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為未來的新一輪經濟周期重新洗牌鋪路,并避免2007至2008年的那種經濟從巔峰直接跌入冰窟的悲劇重演。

  而且,美聯儲主席耶倫此前在新聞發布會講話中也破天荒地提到了潛在的“經濟過熱”風險,其真實用心已可見一斑。然而,按照美聯儲的如意算盤,美國下一次進入經濟衰退,結束自2009年中期以降連續增長11年的當口,卻恰恰會撞車2020年的大選選戰。然而,這一幕至少屆時面臨連任壓力美國總統特朗普,顯然是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耶倫退休前苦心制定的的這項“軟著陸”預案,會否在其繼任者手中發揚光大呢?其中就隱藏著更大的政治玄機了……

  根據經濟危機的55年周期,世界經濟長波第五上升期將在2020年結束。對照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我們能否由此預測美國衰落的某種必然性?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分析了明朝衰敗的根源:一是經濟體制全面失效,二是道德代替法制與行政,這兩條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明朝在這兩方面確實積弊深重。但如果仔細探究,上述分析或如隔靴搔癢,或偏離要害,并沒有切中實質。如果病根都沒找對,再以此為依據開出藥方,那能達到什么效果?

  對于第一條來看,明朝自建國起就有這一套經濟制度了,明朝前期運行得還算良好,還出現過鄭和下西洋這種壯舉,為什么偏偏到了萬歷朝就突然不行了?而且,在明朝出現財政危機的同時,歐亞大陸上的其他國家也同步出現了經濟難題。顯然,根本的問題不是體制,而應當出在體制之外。同樣的邏輯,今天世界各國經濟都出現了困難,中國與美國體制完全不同,要是把問題歸在中國的體制或美國的體制上,似乎都沒有找準病根吧?所謂的“政府缺乏數目字管理的技術手段”其實是用現代的標準來評價古人,此乃歷史研究之大忌。明朝確實存在缺乏有效的定量行政管理手段的弊病,但問題是,在公元16世紀的地球上你就找不到一個國家采用了所謂的“數目字管理”的技術手段。明朝的管理手段在當時就算不是最先進的,也是最先進的之一,明朝至少還有記錄十分完備的全國稅收記錄,同一時代歐洲那些所謂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國家,連這些都欠奉,甚至都沒有能像中國那樣正常運轉的行政系統。與崇禎皇帝同一時期的英國查理一世政府如果具有足夠的組織性,能把稅正常收上來,怎么會打起英國內戰?兩個世紀之后的法國,你也能說因為缺乏“政府缺乏數目字管理的技術手段”,所以才引發了法國大革命。如果用現代的標準要求古代,那基本不用看了,所有政府都是毛病百出。你不能說秦始皇被趙高架空導致秦帝國的崩潰,根源在于秦始皇不能像美國總統特朗普那樣天天發推特吧?羅馬帝國的崩潰,在于羅馬境內沒有通火車。今天的歷史系學生如果這么寫論文,肯定別指望畢業了。匪夷所思的是,黃仁宇作為美國密歇根大學的歷史博士,居然就是這么評價明帝國的。他說,“明代得官吏管理,欠缺所需的重要統計數字。他們所擁有的土地資料與人口數據,不過是粗略的估計。如果16世紀的中國官員具備現代社會科學家的資料處理能力,中國其后四百年的歷史就會大不相同。”“明代的統治者缺乏遠見,他們不能預見到工業與商業在現代國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6世紀的人不能預見到18世紀19世紀的事不是很正常嗎?難道明朝官員都是從現代穿越回去的,才能符合黃仁宇的胃口?這樣的話還討論啥歷史,直接去起點寫穿越小說好了。如果刨除“政府缺乏數目字管理”這個強加的現代視角,更加客觀的表述應當是:明帝國亡于財政崩潰。偌大一個帝國,財政體系怎么可能說崩潰就崩潰了?

  與崇禎同時期的英國通過內戰讓一個濫發鈔票、施展金融霸權、到處推銷普世價值的帝國主導了全球化進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世界經濟繁榮,但也引發了經濟結構不合理、國內貧富分化加劇,稅源不斷流失,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團與本國的國家利益背離等一系列問題,在世界各國都引發激烈的矛盾與沖突。這才是萬歷十五年之后明帝國財政問題的真正根源!你不覺得,這與今天的世界十分類似嗎?如果今天的中國政府像明朝政府那樣財源枯竭、國庫空虛,國內政治陷入激烈的黨爭之中,既無法在外貿出現斷崖下跌之后調結構、擴內需、增投資等一系列措施來保證經濟增長,也無法在外敵窺伺的情況下提升軍事實力,那么今天的中國,將要再次重演萬歷十五年的故事。歷史雖然不斷輪回,但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同樣是作為世界頭號生產大國,中國幸運地擺脫了明帝國的宿命。而主導這一輪全球化的美國,卻同時兼有當年明帝國與西班牙帝國的影子:為了推銷普世價值窮兵黷武虛擲國力,濫用金融霸權導致制造業空心化,又有國庫空虛、陷入黨爭、貧富分化加劇、國際化既得利益集團與本國利益背離等一系列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風生水起,顯示出新型全球化的強大生命力,顯露出取代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貿易體系的趨勢,與當年的荷蘭對西班牙所使用的對策異曲同工。不同的是,已塵封了上千年的陸地絲綢之路將要重啟,中國的經濟重心歷史性地從沿江沿海向內陸回擺,互利共贏的盛唐大陸貿易秩序將重現人間,美國不一定會像當年西班牙帝國那樣衰落,如果加入也有可能共贏。

  至于《萬歷十五年》書中說的道德代替法治與行政以及道德僵化的問題,實際上是政治體制老化后的必然規律,正如每個人都要衰老一樣。要看清這一點,同樣需要跳出中國,在各國的比較之中才能看清楚。道德治國最大的弊病,是不再關注具體的實際問題,而是空泛地要求政治人物的道德,如果發現一點瑕疵,就大加攻擊,全盤否定。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個……好像是并不是中國特色吧?要說以道德為綱,道德僵化,西方做得更過分。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美國與歐洲的國內政治議題就不再關注國計民生,而是各種“政治正確”的話題,越來越陷入泛道德化的泥潭不可自拔。以下引用的文字足以揭示“白左”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心理動機:“左派們如此癡醉于自己的道德高地與對‘受害者’身份的塑造,試圖塑造正常的市場競爭與社會運行下所謂的‘弱勢群體’受制度性歧視的敘事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必須要從人類最基本的偏好入手,只有聽眾都認為自己是潛在的犯人時,他們才能利用他人負罪感來獲得利益。”政治精英N代會越來越將富裕的生活當做習以為常,忘記國家初創之時艱苦奮斗的歷史,越來越遠離民生疾苦,在道德層面相互競爭,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貶低與打擊對手。這既不是中國的特產,也不是在中國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美國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重新關注國計民生的特朗普,政治精英紛紛從道德上抹黑他。還記得競選之時爆出的特朗普私下談話中“侮辱女性”的視頻嗎?公眾輿論已嚴重偏離治國方略,越來越關注政治家的私人品德了,與明朝后期何其相似!特朗普上臺后出臺任何改革措施都會被政治精英們頂回來,一個總統想辦點實事阻止國家繼續下滑卻遭到瘋狂反對甚至圍攻。特朗普靠炒作希拉里“電郵門”擊敗民主黨當選總統,民主黨則如法炮制“通烏門”彈劾特朗普。今天的美國基本已陷入否決政治的怪圈,與東林黨人熱衷于廷議卻什么正事也不干異曲同工。墻倒眾人推,連寫過《歷史的終結》歡呼民主制度走向最終勝利的福山教授也窩里反了。

  萬歷帝28年不上朝是因為懶政嗎?他也想做一個有為的皇帝,但無論干什么事都會被群臣以各種名義阻止,換成是你又能如何?特朗普總統不也一樣無法突破重重包圍嗎?萬歷帝當年的遭遇跟今天的特朗普何其相似!造成這些人物失敗的原因在于,“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總統,下至平民,無不淪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黃仁宇的評價放到今天也頗為合適,如果美國再不展開深刻的政治體制變革,2017年恐怕也是美國的“萬歷十五年”,2020年則有可能是美國向中國等“非我族類”發動貿易戰乃至病毒戰的薩爾滸之戰式轉折點。

  三、美智庫揚言中美兩國2025年開戰而經濟危機是誘因

  早在2016年蘭德公司就拋出由美國陸軍委托而推出的研究報告《與中國開戰》,揚言中美兩國將在2025年左右開戰。不久,美國五角大樓的將軍們在陸軍協會年度會議上更是公然提出:“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發生大規模戰爭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這場戰爭很短暫,但會造成大規模傷亡。”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有關部門在其授意下更是出臺多種報告渲染“中國威脅論”。

  1914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提前10年結束了世界經濟長波第三上升期;2013年與1913年的位置相同,都處于拉馬德雷冷位相時期和世界經濟長波上升時期,如果爆發戰爭也會提前結束世界經濟長波第五上升期。希特勒對付經濟危機的手段竟比羅斯福更高明,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戰爭是經濟危機的必然結局,經濟動蕩足以左右野心家的政治取向,特朗普也是靠煽動民粹主義上臺的。

  2020年英國脫歐議程與美國總統謀求連任注定要匯聚世界問題的焦點和目光,在民族利己主義的狂潮之下,我們必須警惕下一個希特勒的變種問世。關注經濟危機客觀周期就要關注西方大國以鄰為壑嫁禍于人,美國“印太戰略”圍堵正在崛起的中國,故伎重演的危險值得警惕。嚴重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是政治風險與戰爭威脅,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弱肉強食,贏家通吃。

  歷史記錄一再證明,瘟疫等天災之后是人禍,戰爭是解決危機的有效手段,美國就是利用戰爭擺脫經濟危機的。國家的最重要職能是捍衛本國人民的利益不被侵犯,如果國家間經濟利益發生根本性沖突,世界級戰爭就不可避免。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排名前二的超級大國,兩國對抗恰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前夜,處于兩次世界大戰前同樣的周期中。根據歷史規律,戰爭可能是最后的解決方案,要避免戰爭,中國任重道遠。美國準備與中國一戰,詳情可參見《軍媒評美智庫揚言中美10年內開戰:好戰必亡》,2016年10月27日中國新聞網。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美國正在演變為“戰爭是戰爭的繼續”,這反映了美國的對外政策變得越來越魯莽、狹獈,戰爭思維取代政治思維與戰略思維主導美國對外政策一再釀出巨大惡果。近年來美國以各種名義發動的一系列戰爭不僅沒帶來開戰前承諾的“自由、繁榮與和平”,反而到處播下了動蕩、沖突與仇恨的種子,也造成了美國的自身實力與影響力的下降。美國軍方不僅沒深刻反思教訓,反而加劇了對武力的迷戀。美國決策層多次公開宣稱,“美國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沒有國家能匹敵”;“我們的軍隊是世界歷史上最出色的作戰力量,沒有國家敢攻擊我們或我們的盟友,因為他們知道那是自取滅亡。”迷戀武力往往意味著濫用武力,美軍方人員在談到戰爭問題時的輕率言論足以讓全世界看清美國正在從其所標榜的“自由民主的燈塔”淪為一個“軍事斯巴達國家”。

  美國軍方不斷炒作大國間戰爭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確保軍方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早在美國《2017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關鍵質詢期,在美國經濟尚未完全恢復、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民眾對現狀不滿情緒持續累積的情況下,如何保住軍方的“奶酪”不受影響就已成了美國軍方利益集團首要考量的問題。美國軍方很清楚,多年的“牛刀殺雞”帶來的負面影響太深,伊拉克、阿富汗等國混亂依舊,敘利亞僵局難解,“伊斯蘭國”余毒難以根除,民眾對軍方的信心與支持均在下降,似乎只有通過炒作大國沖突渲染大國戰爭威脅才能讓民眾從厭倦與失落的情緒擺脫出來,從而保證美國軍方集團的利益與要求持續得到滿足。

  每當涉及重大內外政策的調整時,五角大樓總是要先行一步沖在前面。就拿作為美國全球戰略部署重大調整的“印太戰略”來說,剛剛開始推進,軍方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要把60%駐外海空軍力量部署到印太地區。由于“印太戰略”推進遇到困難,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同床異夢,美國國內出現檢討這一戰略得失的聲音,五角大樓加大國防預算以在印太地區部署新的作戰力量、升級現有作戰裝備,落實此類計劃則幾乎足以確保未來十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穩增不降。

  馬克思修訂《資本論》法文版第一卷時就曾說過:“直到現在,這種周期的延續時間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絕不該把這個數字看作是固定不變的。相反,根據我們以上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規律,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數字是可變的,而且周期的時間將逐漸縮短。”由戰后只發生過三次同期性的世界經濟危機來看,從1957至1958年的危機起到1980至1982年的危機爆發止,23年間發生三次危機,每一個周期略長于11年;20世紀初從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37 年,37年間共發生6次危機,每一個周期略長于7年。相比之下,戰后的經濟周期是延長了。但如果把非同期的經濟危機也計算在內,以美國為代表,從1948 年到1980年,32年發生7次危機,每一個周期約為5年零4個月,顯然又比戰前大大縮短了。更重要的是,1973至1975年的危機以后只相隔4年多一點就爆發了1980至1982年的危機,這是周期縮短的證明。

  危機頻繁、周期縮短的首要原因是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政府普遍加強了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每當經濟危機爆發時或將要爆發時各國政府就在財政上和貨幣金融上實行膨脹政策,如增加預算開支、大搞公共工程、增加貨幣發行量,同時還用減免稅收、降低貼現率、放寬房屋抵押貸款條件等措施刺激私人投資和私人消費。這些措施人為地激發起新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暫時地緩和了生產與消費、生產與市場的矛盾,使危機不能充分展開。這些措施從短期來看固然能偶然延緩危機的到來或減輕危機的嚴重程度,從長期來看卻會進一步擴大生產能力而加劇生產與市場的矛盾,為下一輪危機埋下禍根。

  危機頻繁、周期縮短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技術的迅速進步,固定資本更新的周期大為縮短。為了保證壟斷資本獲得高額利潤,西方大國還會采取加速折舊等措施以刺激私人投資,這會進一步促進固定資本更新周期的縮短。

  危機頻繁、周期縮短,表明資本主義矛盾的激化,在國家的多方干預下,戰后雖然沒有發生象30年代那樣的大危機,但多次危機合起來,對于資本主義的打擊仍然會越來越嚴重。皇甫嘉利曾說:“故謂市場擴張者,乃資本主義之天性也,以戰爭而服務于市場擴張者,亦為資本主義之天性也。”追求盡可能大的市場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內容,在擴張市場過程中產生的爭奪則是現代戰爭產生的主要根源。兩次世界大戰都由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引發,列寧曾說“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進而“以戰爭服務于市場擴張是資本主義的天性。”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反復發作的經濟危機幾成定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挑起軍事冒險的可能性就會變高,2020年的國際形勢非常嚴峻。

  美國初露端倪的經濟危機在逼迫他們挑起另一場戰爭,而最佳戰場首選則中國。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美國的經濟大頭,是軍火出口。在當今世界,科技實力最強的是美國,其中尤以其軍事科技最為發達,美國向外出口的大頭都是軍事裝備、技術、系統,還有無數的軟件配套,美國的真正發家歷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讓美國賣軍火發了大財。只要世界亂,美國的軍火出口就能開足馬力,創造極強大的經濟活力!世界各地的銀子源源不斷的流入美國。第二,俄羅斯人核武庫太寵大,美國心里害怕,而中國核武庫相對來說要小,又主動宣布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要發動大規模常規戰爭,中國是非常理想的對象。第二,臺灣回歸中國的時機日趨成熟,美、日必會武力干涉中國的統一,所以中國必須做好戰爭的準備。目前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經濟上已完成整合,只有軍事與政治方面還未完成整合,完成中國的徹底統一,今后十年必將是中國的一項重點,但美、日為首的反動勢力必定不愿看到一個強大中國的出現,必然合謀干涉,軍事干涉中國的統一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中國必須做好相關的準備。第三,南海局勢已失控,南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猛然增高。中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想以和平方式解決與南海各國的領海爭端,由于美、日、印黑手的插入,和平方式解決與南海各國的領海爭端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軍事攤牌的可能性幾乎不可避免,越南、菲律賓都在積極備戰,如果他們有和平解決南海領海的誠意,越南、菲律賓為何又要積極備戰?越、菲都是窮國,不把錢用與國家的民生而去買武器,其動機不言而喻。越南、菲律賓對中國在海上發動戰爭,底氣何來?明眼人一看就會明白是美、日兩國給的,其優勢就是海洋霸權。中國的能源目前只能從海上運輸,這是中國的命脈之一,海洋出口被美國堵住那是滅頂之災。南、菲律賓兩國判斷,南海如果爆發戰爭,美、日必會摻和進來,這也是越、菲兩國不怕中國動武的底氣所在。從目前美國的軍事布局來看,美、日軍事干涉幾成定局。

  美國盛極而衰,這是歷史規律,誰也擋不住。無論樂意與否,美國注定要都在幾十年后衰落。從歷史的角度上看,帝國衰落是通常會用戰爭來挽救其衰落的命運,所以美國有戰爭換救自己的衰落的命運可能性徒然增大。大力發展國防,主要是大力海軍,這樣就能防止美國主動對華戰爭。當今的中國與西方力量對比發生的一個顯著的變化是,中國不再象100年前那樣,在外國侵略時戰場只能局限在中國,中國也有能力將戰爭引向侵略者的本土。西方大國屢屢對外戰爭得利的原因在于戰場局限在被戰爭的國家,即使輸了戰爭都不會對自己的國力構成威脅。所以,美國、日本等西方大國對被搶劫國家的軍事力量的提高是很擔憂的。被搶劫國家的軍事力量的提高對搶劫者來說就是威脅,所以才會有“伊拉克威脅論”、“朝鮮威脅論”、“伊朗威脅論”、“中國威脅論”此起彼伏。總之,發展中國家能保護自己也是對強盜的威脅。正因為有這樣的變化,美國不可能自己對中國下手,而要靠代理人挑釁中國的邊界主權,削弱或分裂中國。

  普京執政的12年讓中國躲過了戰爭,但美國的高邊疆則是全世界,把全世界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中國也要有自己的高邊疆,積極防御不宜空談。

  四、案例:小冰期大明帝國末日遭到的貨幣戰爭困局

  公元1644年,風雨飄搖中的大明王朝在內外交困下難以為繼,崇禎皇帝被主戰派逼到魂斷煤山。亡國之君之名最終落在崇禎身上確實有些出人意料,因為以局勢而論,北京城被圍在明代也不是第一次。再以皇帝的個人素質而論,比起明神宗朱翊鈞的20多年不上朝、明熹宗朱由校的癡迷木工,崇禎皇帝勤于朝政。這樣一位皇帝似乎就能成就明朝的中興之君,最后換來的反而是帝國的覆亡。單以政治、軍事等個別事件則更難窺見崇禎式悲劇的根本原因,崇禎帝若決心遷都是無人能擋的。大明帝國到底亡于何因?我們又該從中得到何種教訓?

  如今,帝都猶在,內憂外患逼近1644年的明朝。借鑒古爾迪與阿米蒂奇合著的《歷史學宣言》倡導的以500年為單位的“長時段”審視歷史,以下從氣候因素、白銀流入與稅收體制等宏觀視角深入分析崇禎式悲劇的深層次原因。

  第一,小冰期對農業國的毀滅。崇禎時期所處的小冰期,泛指全球氣候在經歷一個最宜期之后的冷期。這個概念在氣象學家的研究中得到證實,如竺可楨、王紹武等氣象學者指出,1571年-1644年間中國北方大部出現了持續時間較長的異常低溫,與現在相比低了1.5℃至2℃ ,而崇禎年間(1628年-1644年)就位于這個區間上。據計量歷史學家統計發現,氣候變遷與歷朝歷代的國力發展存在一定的聯動關系。氣候溫暖往往是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綜合國力最為強盛的時期,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都出現在這個時期;氣候寒冷期則更容易導致災荒、社會動亂,兩漢之交、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兩宋之交、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等動亂時代都發生在冷期中。這是某種規律使然嗎?

  冰期會直接造成以下三種后果:一是糧食短缺。小冰期會導致氣候冷暖與干濕的異常,其具體表現就是冬季十分寒冷,而夏季干旱、洪澇災害多發。氣象災害造成農作物大量歉收,引起大面積饑荒。據《明季北略》所載的崇禎二年(1629年)陜北地區大旱,到處皆是“父棄其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饑”的景況。到了1641年,饑荒已蔓延至富庶之地的江南。清人孫之騄根據明代災異之事所編撰的《二申野錄》記載,當時的杭州城大旱,進而造成饑荒,“富家亦半食粥,或兼煮蠶豆以充饑,貧者采榆屑木以食”。而農業最為發達的上海地區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狀,“上海大旱蝗,餓殍載道,有賣婆竊人子女至家殺之,以供飽啖,鄰人聞所烹肉甚香,啟鍋視之,手足宛然”。可見在小冰期的影響下,明代農業生產環境最好的地區都難以幸免。災害帶來了大量饑餓的人群,李自成“吃他娘,喝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的口號,使他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二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氣候的變化也是導致清軍入關的一大因素。有學者曾對氣候與中國北方民族政權疆域南界緯度變化的關聯性統計分析,發現游牧民族的階段性南下及其南遷的幅度,都與氣候的周期性變化存在著密切聯系。這是因為氣候寒冷時期不僅會影響到農作物,也會影響到牧草,這就迫使游牧民族南遷尋求生存的機會,形成對中原農業民族的威脅。據朝鮮《光海君日記》記載,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受氣象災害的影響,后金地區“饑寒已極,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覓食”。在這種情況下,南下擄掠農業區,奪取糧食,牧馬田禾,是解決饑荒最直接的辦法。到了崇禎時期,滿族軍隊更是幾次大規模進入關內。1636年,清軍破長城,入掠內地,擄獲人畜及其他大量物資。1642年,清軍再次入掠明朝內地。此次計擄掠人口36.9萬,牲畜32.1萬。與攻城略地不同,這些出擊更多的是對食物等資源的爭奪。三是瘟疫橫行。氣候反常導致瘟疫大面積流行,李自成攻陷北京前那里已有大規模的瘟疫。據《明通鑒》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年),“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據《明季北略》記載,守衛北京城的明朝士兵大面積病倒,“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溫疫論》在崇禎末年這種瘟疫橫行的環境中如是說,相對于中原人,女真人所受的影響要小得多。據人類學家研究表明,生活在高緯度的人,其身體素質要好于生活在低緯度的人。

  小冰期更導致了嚴重的動亂,據《明史》記載的左懋第在山東臨清的見聞,“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山東臨清的狀況代表著當時明帝國各地的普遍形勢。同時期的歐洲與美洲受小冰期的影響也有大規模的動亂,如1648年-1653年法國投石黨運動、1642年-166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633年-1648年莫斯科動亂、1618年-1648年波及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1647年-1664年的墨西哥大暴動等,導致16世紀與17世紀的歐洲人口數量不升反降。在“以農立國”的自然經濟時代,小冰期這種氣候災害帶來的損失是毀滅性的。

  第二,“白銀帝國”的“錢荒”。明朝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其同類商品的價格僅是國外同類商品的50%甚至1/3。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價格在中國采購生絲,運到歐洲就賣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達320%。明朝在這一推條件下產生了大量的貿易順差,換來的是國際流行的硬通貨白銀。據《劍橋中國明代史》記載,當時美洲白銀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輸向了中國。德國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則提出流入中國的白銀量達到了當時世界產量的二分之一,總數多達數億兩。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成了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學者全漢升甚至描述晚明中國“銀流地上”。

  在白銀大量流入的背景下,明代產生了張居正改革,簡單說來就是無論稅糧、差役一律改為征銀。這意味著從明初建立的以實物征收與力役征發為主的財政體系,急劇轉向以白銀為主的財政體系。張居正改革雖然在短時期內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但也在財政來源上為明王朝選擇了一條自身最不擅長的道路。

  明代國內的白銀產量十分匱乏,年產銀量為18萬兩,今天用一輛東風箱式卡車就可全部載走。而且,國內白銀品位低,經常會出現開采成本大于收益的現象。據《明史》載:“嘉靖(1522年-1566年)中采礦,費帑金三萬余,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與國外同期大銀礦相比,明代的白銀產量更是少得可憐。如秘魯的波托西銀礦,年產量達到25.4萬公斤。日本兵庫縣生野銀礦在16世紀末產量就達到了一年1萬公斤。可見,明代集全國一年的白銀產量尚不足日本一座銀礦一年的產量,如此一來豈無“錢荒”?

  明代在白銀的使用上也有積弊,官方允許白銀流通,卻沒有像鑄造銅錢那樣制造銀幣,幣值一直采用原始重量單位,這就限制了國家在財政上的靈活性。國家可通過貨幣貶值來延緩危機,如減輕銀的重量,將銀幣鑄得像紙一樣薄;或干脆指定銀幣的面值,即一枚銀幣指定其當作500枚、1000枚去花。

  白銀的計量流通意味著帝國境內的每一筆交易用的都是與賬面數字一致的實打實的白銀,這就大大增加了國家財政攫取社會財富的難度與成本。因此,當白銀這種中國無法大量出產的貴金屬成了明朝的主要貨幣,就意味著明朝政府降低了國家對財政與金融的主導,喪失了貨幣發行權。通過不斷地從海外“購買”貨幣以支撐市場對于貨幣需求在白銀流入充足的時期尚可勉強維持,但在白銀輸入受阻的情況下就會產生危機。到了17世紀30年代,就在明帝國的經濟體系已習慣于依賴舶來白銀以解決國內銀荒時,日本與西班牙這兩個明王朝的重要白銀來源地都發生了劇變。日本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光在1638年下了嚴厲的“鎖國令”,開始長達200多年的“鎖國”時期,這使得從日本運來的白銀大量減少。1639年到1640年,嫉妒菲律賓華人商業成功的西班牙人對馬尼拉的華人舉起屠刀,約2.2萬至2.4萬華人被害。這些華商是向大明運送西班牙白銀的主力,這使得從西班牙流入的白銀又大幅縮水,明代的白銀財政由此陷入危機。

  第三,明亡富家窖銀2.5億兩。頻繁地對內平亂與對外攘敵使明王朝的財政體系不堪重負,黃仁宇的估算明朝最后20年每年的軍費總數均達2000萬兩以上。在白銀流入受阻的情況下,明朝這個“白銀帝國”出現了“錢荒”,就連朝廷的軍費與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難。面對財政危機,崇禎皇帝只有兩種辦法可解決赤字,第一是印鈔票,第二是加稅。白銀本位摧毀了國家的貨幣主導權,使崇禎帝阻止帝國極速下墜的第一道緩沖閘門失效,而作為第二道閘門的稅收體系上也存在很大弊端。大量廉價商品換回的白銀,也積攢在商人們的手中。而國家的征稅系統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稅收還是以農業稅為主。與本就貧苦不堪的普通百姓爭利。崇禎三年(1630年),田地每畝加征3厘,稱為“遼餉”。崇禎十年(1637年),增賦280萬余兩,稱為“剿餉”;崇禎十二年(1639年)又加派“練餉”,每畝派征1分,共730萬兩。先后三餉共增餉銀1670萬兩。

  此即臭名昭著的“三餉加派”,黃仁宇估計明末全中國每年總收入為3700萬兩白銀,其中田賦收入約銀2100萬兩,役銀1000多萬兩,手中無銀的農民在崇禎時期的稅收體系中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賦稅。即便是在明亡的最后十年,沿海大商人仍舊通過貿易賺白銀,如崇禎九年(1636年)運往果阿(今屬印度)的絲貨達6000擔,贏利72萬兩。1637年,中國商人向日本運去的瓷器達到75萬件。明崇禎十年(16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在廣州向當地商人前后購買了1.3028萬擔白糖與500擔冰糖。而國家的征稅系統每年向這些商人與海商所征收的稅銀為41萬兩,僅占全國總收入的1.1%左右,約為帝國來自土地收入的1/90。

  這種稅收體制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是大量的白銀集聚在富商手中,并被窖藏起來,退出了流通領域。據彭信威估計,至明朝結束時民間窖藏的白銀就達2.5億兩之多。白銀窖藏使中央能掌握的白銀進一步減少,使得大量的白銀沒有發展為國家平定內亂的利器,卻成了叛軍欣然笑納的戰利品。如李自成率部進入北京,通過“酷索”的辦法向北京官吏豪紳富戶搜錢,短時間里居然得到白銀7000萬兩。張獻忠攜千船金銀珠寶從成都順水南下,在今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一帶遭到川西官僚楊展突襲,億萬兩白銀沉落江中。這些數量巨大的“江口沉銀”多來自張獻忠對沿途富戶的搜刮。這兩個事例說明了富商大戶窖藏白銀之巨,可見流入的大量白銀并未被明王朝所掌控,未能與國家權力形成一致的目標;另一個結果是三項加派使動亂的范圍不斷擴大。已亂的地方根本就沒法加稅,而未亂的地方因為加稅而逼得動亂。這就使得征稅的壓力越大,反叛的規模越大,帝國通過征稅所新增的力量敵不過新生的反叛暴力。這就給否定自己是“亡國之君”的崇禎皇帝構建了一個無法逾越的死灣,他將明亡歸咎于“亡國之臣”就不是空穴來風,將明亡簡單地歸咎于小冰期神秘的“氣數”則恐怕連其本人也不會茍同。

  墻倒眾人推,歷史的“長時段”發展至此,形成氣候、白銀與稅收長期作用下的不利困局,又豈是崇禎帝通過一己之力的宵衣旰食就能從容脫身的?

  五、小結

  “人定勝天”的樂觀主義是要有一定的自然條件(包括氣候災變)限制的,杞人憂天則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的悲觀主義,世界大國規劃長遠戰略更要善于捕捉各種危“機”并見好就收;“人不定兮則天勝”,但這里的“定”不是“必然”而是“有定力”,尤其是世界大國那種外交戰略定力。同樣是不得不面對瘟疫危機、經濟危機與戰爭危機,“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歷史記錄早已分出優劣,“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美國優先”之爭更是高下立判。21世紀的世界大國規劃經濟戰略都起碼要借鑒經濟學的增量思維而不是存量思維,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在人工智能、基因改良與星際移民等高端行業領域開辟更多的就業渠道,中華民族只有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自強不息化危為“機”才有可能對新一輪聲勢更大的戰爭威脅化被動為主動,直至在世界民族之林爭取到有利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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